作者介紹

王希亮?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

王敬榮?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?

90年前，日本關東軍發(fā)動了侵吞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，時至今日，國內外研究這段歷史的著述汗牛充棟。在這些研究中值得探討的是日本部分學者提出的“關東軍獨走說”?！蔼氉哒f”論者通過占有的大量史料，包括檔案文獻、私人日記、報刊記載、當事者口述等資料，詳盡地揭示了事件發(fā)動者制造事端的動因、預先籌謀以及事件的經(jīng)過，考察事件發(fā)動者同關東軍首腦、軍部上層的內在關聯(lián)，日本政黨政治家、內閣成員、外交大員的態(tài)度與反響，以及政府出臺“不擴大方針”的初衷等，最終認定九一八事變的爆發(fā)，緣于關東軍作戰(zhàn)主任參謀石原莞爾、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等幾名中層軍官的陰謀策動。事先，包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、陸軍省大臣南次郎、參謀本部參謀總長金谷范三等軍部要員以及政府內閣并不知曉。而且，事件爆發(fā)后，日本政府立即出臺了“不擴大方針”，參謀總長也發(fā)電指示關東軍“宜遵從閣議決定（即不擴大方針——筆者），此后關東軍的行動應遵循此旨善處之”。說明關東軍發(fā)動九一八事變并非軍部“蓄謀”或“授意”（不排除軍部中部分中層軍官的配合或策動），亦非政府的意旨，因而得出“關東軍獨走說”之結論?？陀^地說，“獨走論”者詳盡的歷史微觀考察或實證研究無可厚非。但是問題點在于，后來的事態(tài)發(fā)展為什么與日本政府的“不擴大方針”背道而馳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包括追認朝鮮駐屯軍擅自越界的軍費，出臺表彰關東軍的決議，授權關東軍進擊遼西“討伐匪賊”，贊同出兵齊齊哈爾，支持轟炸錦州，閣議批準增兵東北，制造一·二八事變等，直至最后拋出對峙國際社會乃至退出國聯(lián)、死硬到底的“焦土外交”方針？

本文嘗試立體化地透視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的中日歷史空間，俯瞰在這個時間與空間的歷史拐點，中日兩國以及國際社會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社會等方面究竟發(fā)生了什么樣的異常變故，這些異常變故之間又是如何膠著交織，因而產(chǎn)生什么樣的內張力，力圖考證“關東軍獨走說”是否科學客觀，進而論證九一八事變爆發(fā)的非偶然性。

一、經(jīng)濟危機：華爾街金融風暴沖擊列島

1929年10月，美國華爾街金融市場股市崩盤，股價暴跌，引發(fā)中小銀行紛紛倒閉，數(shù)以十萬計的企業(yè)宣告破產(chǎn)，失業(yè)率飚升不下，國民經(jīng)濟幾乎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。而且，這場金融風暴在席卷歐美大陸、釀成資本主義世界經(jīng)濟大危機、大蕭條的同時，也越過大洋沖擊到日本列島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期間，本來與歐戰(zhàn)毫無干系的日本趁火打劫，以最小的代價獲取了最大的利益，并趁西方交戰(zhàn)國休養(yǎng)生息、收縮國際市場的空隙，加大對歐亞各國的商品輸出，搖身一變從大戰(zhàn)前的輸入國成為海外貿易大國。從1915年到1918年4年間，日本對外輸出總額達54億元，相當于1915年前十年的總和。“大戰(zhàn)景氣”同時也推進國內各項建設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1918年，日本國內工業(yè)生產(chǎn)總值達65.36億元，為1914年13.36億元的5倍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1923年發(fā)生災難性的關東大地震，對剛剛勃興的“大戰(zhàn)景氣”產(chǎn)生巨大沖擊，因震災除9.1萬余人罹難，4.3萬余人下落不明，10.4萬余人負傷外，經(jīng)濟損失高達60億元之巨，相當于日本1922年度一般財務預算的4倍。為應對震災損失，日本政黨內閣、金融寡頭對策各異，朝野上下爭執(zhí)糾葛，明槍暗斗不息，加之其他社會矛盾等原因，政黨內閣如同走馬燈一般交替更迭。到美國金融危機襲來前夕，經(jīng)濟狀況略有緩解。隨著被稱作“黑色星期四”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席卷而來，日本經(jīng)濟雪上加霜。

美國是接收日本生絲出口舉足輕重的對象國，每年接收日本生絲出口總量的90%左右，而生絲又是日本出口商品中份額最大的商品，占日本出口商品總額度的40%。受美國金融風暴影響，南北美洲市場購買力急劇下降，直接沖擊日本的生絲出口，1928年日本對美生絲輸出7.81億元，1929年降至4.166億元，減少3.643億元。當年，主要從事生絲生產(chǎn)的橫濱工廠積壓了20萬捆生絲，不得不宣布停產(chǎn)。日本第二位出口商品是棉紡織品，主要對象國為中國和印度，由于印度提高關稅，區(qū)別對待英日商品。中國方面又購買力偏低，加之抵制日貨運動方興未艾，尤其是世界性的棉花價格暴跌，日本棉紡織品出口也受到極大沖擊。1928年，日本出口棉紡織品318.5萬元，1929年降至260.4萬元。到1930年，“紡織工業(yè)的利潤幾乎為零”。其他商品如砂糖出口以及海洋運輸業(yè)等均遭到沉重打擊。1929年，日本輸出商品總額為26.66萬元，到1931年減少為15.96億元，減少43.2%。1929年輸入商品總額為27.94億元，到1931年減少為16.96億元，減少約40%。??

由此產(chǎn)生的連鎖或聯(lián)動反應是，日本股票市場也出現(xiàn)崩盤，包括大型企業(yè)股票價格暴跌，1931年與1929年對比，平均下降率為50.4%，損失達25.35億元。以滿鐵為例，1929年滿鐵股票最高價格為70.6元，1930年最高價格則跌為48.8元，減少21.8元。其他如日本石油、王子制紙、日本產(chǎn)業(yè)、大日本制糖、東洋紡織、片倉制絲等大型企業(yè)股價也均降落一半以下，甚至不抵最高價格的1/4。尤其是中小企業(yè)無力應對風暴沖擊，紛紛倒閉，導致失業(yè)率節(jié)節(jié)上升。據(jù)官方統(tǒng)計，1929年失業(yè)者為294095人，失業(yè)率為4.33%，到1930年，失業(yè)者升至366799人，失業(yè)率5.23%，1931年失業(yè)者再升至413248人，失業(yè)率達5.92%。僅東京一地，1930年11月，失業(yè)人口為84264人，到九一八事變前的1931年8月，失業(yè)人口增至111968人。面對如此嚴峻局面，連大藏省也頗感危機在即，感嘆道，“倘若經(jīng)濟狀況持續(xù)1929年6月以前的樣子，不得不說日本的經(jīng)濟將陷入破產(chǎn)”。

在經(jīng)濟危機的沖擊下，農(nóng)產(chǎn)品價格暴跌，以1929年各種農(nóng)產(chǎn)品價格比例為100%，到1931年，大米下降為57.6%，小麥為57.2%，蔬菜類為65.6%，水果為76.8%。下降幅度如此之大，以致造成1930年的“豐收饑饉”，即當年農(nóng)業(yè)雖然豐收，但由于農(nóng)產(chǎn)品價格大跌，農(nóng)民收入減少，導致農(nóng)業(yè)破產(chǎn)，農(nóng)民生活痛苦不堪。1930年7月10日，崎玉縣北足立郡六個町村的代表120余人涌到東京，向大藏、內務、農(nóng)林省及各政黨黨部的官員呈遞陳述狀，內中如泣如訴：“如今，我們農(nóng)民處在是生？是死？是救援？還是殺掉我們的十字路口上！這是一個浸透淚水的苦難時代，流盡汗水種植的50棵甘藍，僅能買一盒‘敷島牌’香煙！沒有一百把蕪菁買不來一只桶！三貫蠶繭、三俵大麥僅售10元，連肥料錢都換不來，這究竟是因為什么？”。

“豐收饑饉”過后，又迎來“歉收饑饉”。1931年，日本的東北（今巖手、青森、宮城一帶）、北海道等地區(qū)遭受凍害，據(jù)宮城縣農(nóng)會的調查，“下層貧農(nóng)階級的慘狀如同街頭的流浪者一般極其悲慘……每天啃著尚未成熟的馬鈴薯，而收獲時節(jié)在即，實在難以想象其貧困的地步，特別是仙北地方，七八月份還不能確定收獲情況，就開始一點點賣掉青苗，陷入如此慘境”。另據(jù)大分縣農(nóng)會1931年4月的調查，被調查農(nóng)戶中有77%的人家欠債，欠債總額4500萬元，平均每戶欠債561元，而該縣農(nóng)戶年平均生產(chǎn)所得僅為530元。有記者在調查采訪巖手縣小鳥谷村時，遇見一位面色黝黑滿是皺紋的燒炭老人，記者問道，“村子里是否有人為了一點點錢賣掉自己的女兒？老人回答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，大山刮起風雪時，連山中的小鳥都禁住了啼叫聲，它們也知道大山的荒涼，不知飛到哪里去了，這個村子同那些小鳥一樣！”記者在青森縣的七戶町采訪一位老人，該村多以養(yǎng)馬為業(yè)，往年一匹馬價值150元左右，但老人花費2年半時間喂養(yǎng)的馬卻只換來35元，而且錢至今沒有到手。老人說，“今年是個豐收年，可還是挨餓，‘豐收饑饉’，俺也是今年才聽說”，“來年，老百姓都得餓癟，或餓死在荒野，或上吊死去。俺有一個兒子當兵去了滿洲，沒有回來，來信說為了國家勇敢戰(zhàn)斗，干脆戰(zhàn)死吧……如果錢到手，我們一家人能夠挺過這個冬天，有女兒的人家可以賣女兒，俺沒有女兒，只有兒子，俺想這就算賣了兒子吧！”

隨著經(jīng)濟危機的深化，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加劇。在城鎮(zhèn)，以罷工、怠工為主要表現(xiàn)形式的工人運動層出不迭。有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1929年，工人運動發(fā)生1420起，參加人數(shù)為172144人，到1930年，上升為2289起，參加人數(shù)達191805人。在農(nóng)村，主要表現(xiàn)形式是“租賃爭議”，1929年，總計發(fā)生爭議事件2434起，到1931年增加至3419起。更為嚴重的是，由于經(jīng)濟危機引發(fā)的社會動蕩，以及民眾對政治當局的抱怨和不信任感，部分激進派軍人、右翼社會推波助瀾，把矛頭指向政黨內閣和財閥，掀起一場旨在顛覆憲政體制、樹立軍事獨裁政府的政治風暴。

二、社會動蕩：憲政體制風雨飄搖

關東大震災發(fā)生后，社會動蕩，民心浮動，流言四起。其中最惡毒的是捏造“朝鮮人暴亂”“朝鮮人來襲”等謠言。在毫無證據(jù)的情況下，東京衛(wèi)戍司令部竟然出動軍隊，在警察、自警團、青年團以及在鄉(xiāng)軍人配合下，制造了屠殺2613名在日朝鮮人事件，另有160—170名中國人遇害。接著，又連續(xù)發(fā)生大杉榮及其家人被憲兵大尉甘粕正彥秘密殺害事件，龜戶警察署殺害勞工運動領袖的龜戶事件，以及日本攝政遇險的虎之門事件等一連串恐怖事件。

在經(jīng)濟困頓、民心惶惶、社會撕裂加劇之際，財界巨頭涉澤榮一等人拋出“天譴論”，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以來的“大戰(zhàn)景氣”釀成奢侈浮夸風氣，“危險思想”橫行，大震災乃是上天對日本國民的懲戒。問題點在于，這一明顯帶有唯心色彩的“天譴論”竟然得到朝廷的認可。1923年11月10日，以大正天皇名義頒布《振興國民精神》詔書，內稱“近來，隨著學術開益，人智日進，然浮華放縱之習漸萌，輕佻詭激之風亦生”，詔書要求“革除時弊”“涵養(yǎng)國民精神”“以固國本”。震災后接替山本（權兵衛(wèi)）內閣的清浦奎吾內閣也高調渲染日本社會面臨“思想國難”，主張“善導國民思想”，其本質意圖是實行思想禁錮，撲滅大震災后日漸興起的民主進步運動。因此，清浦內閣期間，日本共產(chǎn)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，從此，日共組織的發(fā)展和活動等受到制約或禁錮。1925年?3月，《治安維持法》出臺，內中規(guī)定“以變革國體，否認私有制度為目的”的結社、團體之組織者及參與者處以10年以下徒刑，即便“未遂案”也處以10年以下、5年以上徒刑。依據(jù)該法，當局強令勞動農(nóng)民黨、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、全日本無產(chǎn)青年同盟等三家左翼團體解散，甚至連進步學會組織，如東京帝國大學的新人會、京都帝國大學的社會科學會等也在強制解散之列。還有京都大學教授河上肇、東京大學教授大森義太郎，以及九州大學的石濱知行、佐佐弘雄、向坂逸郎等人被視為“左翼教授”，當局對這些人施加各種壓力強令其辭職。這之后，執(zhí)政當局不斷對日共展開全國性的“大檢舉”。1928年3月15日，警憲機關逮捕日共領導人德田球一、野坂參三、志賀義雄、山本懸藏、水野成夫等1600余人，其中約500人被起訴，史稱“三一五事件”。1929年4月16日，又在全國范圍內實行“大檢舉”，日共領導人高橋貞樹、市川正一、鍋山貞親、三田村四郎等300余人被逮捕，史稱“四一六檢舉”。兩次全國性的大檢舉、大搜捕行動，使日共組織遭受毀滅性打擊，不得不轉入地下活動。

在左翼政黨和團體遭到白色恐怖圍剿的同時，右翼團體、結社卻破繭而出。大震災后不久，右翼政治家平沼麒一郎聚集軍界、財界、官僚、民間右翼以及部分文化人組成“國本社”，呼吁振興“國民精神”。隨之，北一輝、大川周明等右翼思想家糾集軍人激進派和社會右翼勢力，先后成立“行地社”“立志社”等右翼團體。緊接著，各種旗號的右翼團體紛紛浮出水面，一場最終摧毀日本憲政體制、樹立軍人獨裁政權的“超國家主義運動”（日本又稱“國家改造運動”）從此揭開了序幕。

“超國家主義運動”主要由三方面勢力參與推動。一是陸軍精英派。骨干力量是陸軍參謀本部執(zhí)掌參贊大權的中層軍官，諸如石原莞爾、板垣征四郎、東條英機、土肥原賢二、武藤章、山下奉文、岡村寧次、鈴木率道、根本博、鈴木貞一、河本大作、磯谷廉介、草場辰巳、田中新一等人。此外，還有以參謀本部第二部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為頭目的“櫻會”，主要成員有富永恭次、根本博、影佐禎昭、河邊虎四郎、武藤章、牟田廉也、長勇、松村秀逸等人。

第二股勢力是陸海軍中的少壯派。包括陸軍少尉西田稅組建的“天劍黨”，海軍少佐藤井齋組建的“王師會”等。這兩個軍人少壯派組織狂熱主張“國家改造”，指責政黨、財閥是“亡國特權階級和閥族……是國家滅亡崩潰的直接原因”，號召軍人“從那些盜取天子統(tǒng)治大權，并傲居全體國民之上驕恣不義的亡國之徒手中，把國家奪回來”。

第三股勢力來自民間右翼團體。除上述的國本社、行地社外，還有愛國社、大日本生產(chǎn)黨、國粹大眾黨、愛鄉(xiāng)塾、神兵隊、神武會、愛國勤勞黨、大日本正義團、大日本國粹會等。據(jù)官方統(tǒng)計，截至1932年年末，以“打破金融寡頭及專制政治”“排擊金融財閥的寄生蟲政、民兩黨”“推行強硬外交”、實施“國家改造”為目標的團體達493個。

日本憲政體制遭受沖擊的第一波，來自軍部刮起的“統(tǒng)帥權獨立”論爭風波。1930年，日本出席倫敦裁軍會議的代表奉命簽署了倫敦裁軍條約，消息傳來首先是海軍發(fā)難。海軍軍令部長加藤寬治在上呈昭和天皇的《上奏文》中強調，裁軍條約“包藏著讓帝國海軍作戰(zhàn)時出現(xiàn)重大缺欠的內容”，“實質是使日本的兵力及比率低下……務須慎重審議”。隨后，加藤拜訪濱口首相，強硬闡明“統(tǒng)帥權獨立”法理，指責“政府專斷決定，事態(tài)重大”。這以后，加藤寬治“呈現(xiàn)出一種歇斯底里般的狀態(tài)……非難濱口首相的行為是干犯統(tǒng)帥權，并通過末次信正等身邊之人傳遞給新聞記者和政友會。當年春以來，掀起了干犯統(tǒng)帥權的波瀾”。

海軍大將櫪內曾次郎、有馬良橘、黑井悌次郎,中將板本一、佐藤鐵三郎等人召集194名海軍預備后備役將官組成一個“洋洋會”，指責內閣批準裁軍條約，“明顯違反國體精神”，“無視直屬天皇的軍事輔弼及咨詢機關，即可謂干犯大權”。?右翼頭面人物頭山滿、內田良平、大川周明、巖田愛之助等人也糾集徒眾成立“海軍軍縮國民同志會”，攻擊內閣的“軟弱外交”。 其他如“軍縮問題同盟”、“倫敦條約反對同盟”、“全日本學生革正聯(lián)盟”、“反對賣國條約全國學生同盟”等團體，也紛紛發(fā)表聲明、召開講演會、聚眾示威游行等，助推“統(tǒng)帥權論爭”風波。

1930年11月14日，憤于濱口內閣批準簽署裁軍條約，右翼團體成員在東京車站行刺首相濱口雄幸（濱口重傷，翌年死去）。兇手被捕后供認，“濱口內閣無視軍部意見屈從美國主張……乃我外交一大侮辱，不僅干犯決定兵力量之大權，而且威脅國防安全……激憤結果決定賭自己一身搗毀濱口內閣，殺掉內閣總理大臣濱口雄幸”。

濱口事件意味著沖擊憲政體制的第二波拉開了序幕，而且，此第二波明顯帶有恐怖運動的血腥，標志著日本“國家改造運動”已經(jīng)開始向軍事政變和暴力恐怖性質轉化。

1931年初，以顛覆政黨內閣、樹立軍部政權為目的，櫻會頭目橋本欣五郎串通參謀本部要員，包括次長二宮治重、第二部長建川美次、軍務局長小磯國昭、中國課長重藤千秋、中國班長根本博以及右翼巨頭北一輝、大川周明等人，準備調動部分軍隊和右翼勢力，于當年3月19日發(fā)動軍事暴動，一舉鏟除政黨內閣，樹立軍人執(zhí)政的“舉國一致”體制?！氨币惠x、清水行之助、大川周明決定以宇垣（一成）大將為中心發(fā)動政變……宇垣大將與北一輝一派的主張共鳴，決意以陸軍為中心……利用第58次議會開會之機包圍議會，發(fā)動政變”。然而，由于濱口首相被刺重傷，執(zhí)政黨民政黨在討論首相后續(xù)人選時，鑒于宇垣已轉入預備役并加入民政黨，“（民政）黨內多數(shù)人支持宇垣……北一輝等人只好放棄政變計劃”。盡管“三月事件”在秘密籌劃中自行流產(chǎn)，但事發(fā)不久日本當局就調查得知了各種信息，包括籌劃政變的骨干分子以及事件的叛亂性質等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，有關當局卻采取寬宥容忍、不予追究的態(tài)度，僅對橋本欣五郎予以“反省”15天的處分，其他涉案者如參謀本部要員以及右翼巨頭等均未受到任何懲處，無異于助紂為虐，為后來的軍事叛亂活動注射了一支催化劑。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關東軍發(fā)動了侵吞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。微觀或實證研究顯示，事變是關東軍作戰(zhàn)主任參謀石原莞爾、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等人串通參謀本部部分軍官陰謀策劃所為。事變爆發(fā)后，日本內閣的確發(fā)表了“不擴大方針”，日本參謀本部也指示關東軍“遵從閣議”。然而，事變爆發(fā)當日，關東軍司令部就非法從旅順遷至奉天，本莊繁司令官隨即“追認”并肯定石原等人之舉為“自衛(wèi)行動”。朝鮮駐屯軍無視軍令和政令擅自出兵越境后，天皇表示“未經(jīng)閣議決定不能裁可出兵”。而9月22日內閣會議上卻“追認”朝鮮駐屯軍擅自越界的軍費，天皇也跟進下達“允許越境”“越境支援關東軍”的命令。

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政府、天皇以及軍部的陰陽兩象，一方面說明關東軍侵吞中國東北、并造成既定事實迎合了日本明治以來侵略擴張的既定國策。另一方面，九一八事變恰是日本“國家改造運動”蜂起之節(jié)點，日本憲政體制的合法性受到?jīng)_擊，國家權力的權威遭到挑戰(zhàn)，政權制衡軍權的天平已經(jīng)傾斜。換言之，日本“國家改造運動”壓制或制約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，為關東軍發(fā)動九一八事變增添了“合法化”砝碼。反過來，九一八事變爆發(fā)，關東軍控制東北的現(xiàn)實，又刺激了“國家改造運動”的新高潮。

事實正是如此，1931年10月29日，為了策應關東軍炮制偽滿洲國，同時也為了加速憲政體制的覆滅，以橋本欣五郎為首的櫻會決定調集十個中隊及兩個機槍中隊、轟炸機隊，以及陸海軍少壯派和部分右翼團體掀起叛亂，計劃襲擊首相官邸、警視廳、陸軍省、參謀本部、各新聞社、廣播電臺、電話局、電信局、郵電局等，斬殺首相以下所有閣僚，然后推舉荒木貞夫中將就任首相，組建軍人內閣。10月初，這一計劃被警憲部門查知。10月17日夜，東京警憲機關抓獲了12名暴動主謀者，“十月事件”宣告流產(chǎn)。然而，當局繼續(xù)采取偏袒態(tài)度，沒有對主謀者予以任何實質性處分。

“十月事件”后，“血盟團”“愛鄉(xiāng)塾”等民間右翼團體展開“一人一殺”的恐怖活動。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，民政黨領導人、前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，以及三井合名會社董事長團琢磨先后倒在“血盟團”成員的槍口下。奇怪的是，負有血債的兇手以及“血盟團”首領并沒有被判處死刑（只判了無期徒刑），其他案犯分別被判3年到15年徒刑不等。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，“爾后數(shù)次恩赦，如今已全部出獄，感泣圣恩浩大”。?

日本當局對一系列暴亂和恐怖事件的偏袒，越發(fā)刺激“國家改造運動”的狂熱。1932年5月15日，陸海軍少壯派頭目古賀清志、西田稅、三上卓以及右翼頭目大川周明、橘孝三郎等人糾集四路人馬突襲首相官邸等重要機關，刺殺了首相犬養(yǎng)毅等人，史稱“五一五事件”。

“五一五事件”敲響了日本政黨內閣的喪鐘，標志大正以來的政黨政治徹底崩潰。在軍部作用下，海軍大將齋藤實出面組建“舉國一致”內閣，形成大正以來首次由非執(zhí)政黨領袖且現(xiàn)役軍官出任首相、政黨官僚陪襯、軍部當家的“聯(lián)合執(zhí)政”局面。隨著日本政黨政治的崩潰以及議會的弱勢，軍部的強勢凸顯出來，國家行政權力明顯向軍部傾斜，軍部的影響力日益強化，距離樹立軍事獨裁體制只差一步之遙。?

三、“滿蒙生命線論”出臺??風暴中心聚焦中國東北

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，中國東北也發(fā)生了一系列急劇動蕩、沖擊東北政治經(jīng)濟社會甚至影響東北亞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。諸如1925年郭松齡反奉、關東軍出兵“救駕”事件，1928年6月張作霖被爆殺的皇姑屯事件，1928年12月東北宣布歸附“大一統(tǒng)”的東北易幟，1929年中蘇交惡、東北軍慘敗的中東路事件，1930年張學良率十萬大軍進關擁蔣、受任中華民國陸?？哲姼笨偹玖?，以及“萬寶山事件”和“中村事件”等重大歷史事件。這些事件都直接或間接對中日關系走向產(chǎn)生影響，日本所謂的“滿蒙特殊權益”，直至關東軍悍然發(fā)動侵吞東北的九一八事變與上述事件有著顯而易見的內在關聯(lián)。

日俄戰(zhàn)爭后，日本為經(jīng)營從俄國手中攫取的長春至大連鐵路，成立帶有國策會社和殖民會社雙重性質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（以下稱滿鐵），至九一八事變前，日本以滿鐵為橋頭堡，官民資本一體，對東北進行了長達25年的殖民經(jīng)營。這期間，日本以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外交等國家實力為后盾，攫取滿蒙五路的筑路權和經(jīng)營權，不斷鯨吞擴大滿鐵附屬地，并凌駕中國主權之上，非法行使包括警察、司法、課稅、教育等權力在內的行政權，同時延用中俄密約向南滿鐵路沿線派駐軍隊。除經(jīng)營鐵路外，滿鐵及其他日本資本還全面控制了東北對外貿易的大連、旅順、營口、安東等四大海港，壟斷了撫順、阜新、鞍山等80余處礦山開采權，并涉足工、農(nóng)、商、貿、金融、保險、服務，以及有色金屬、制油、食品加工、電氣、水泥、磚瓦、化學、窯業(yè)、旅館等各行各業(yè)。截止1930年，日本對東北投資總額達14.6841億（包括對東北借款），其中民間資本投資9499萬元。日本在東北的金融機關存款額為1.6749億元（1928年數(shù)字），為東北地區(qū)銀行（5188萬元）的3倍。可見，僅就經(jīng)濟領域言，九一八事變前日本資本已經(jīng)基本控制了東北的經(jīng)濟命脈，并在交通、海港、金融、外貿、資源、工礦業(yè)等領域搶占了制高點，鑄成中國官僚資本、民族資本及其他列強無法抗衡的經(jīng)濟強勢地位。

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，日本社會動蕩，經(jīng)濟困頓，民生凋敝，社會矛盾尖銳，維護和擴大日本在中國東北的“特殊權益”，借以挽救國內經(jīng)濟危機，轉嫁社會和階級矛盾，成為日本對華外交的重中之重，進而上升為日本國家戰(zhàn)略中壓倒一切的不二抉擇，此即“滿蒙因素決定論”。

尤其是1927年原陸軍大將田中義一上臺組閣以后，拋出“滿蒙第一主義”和“積極滿蒙政策”，推行對華強硬外交，“滿蒙因素”越發(fā)引起朝野上下的極度關注。田中內閣強硬敦促張作霖當局簽字賦予日本“滿蒙新五路”的筑路權，包括長（春）大（賚）線、呼（蘭）綏（化）線、新邱線、通（遼）開（魯）線、吉（林）會（寧）線。此外還有齊（齊哈爾）昂（昂溪）線、洮（南）索（倫）線的借款筑路權。另外，指責東北當局自行修筑的打（虎山）通（遼）、吉（林）海（龍）等兩條鐵路為“滿鐵平行線”，嚴重影響滿鐵的運營，要求東北當局立即停止筑路。其他還有商租權、課稅權、帽兒山設置領事分館等問題，統(tǒng)稱之“滿蒙懸案”。

1927年7月6日，日本內閣作出決議案，內稱，“當今，東三省當局依然不改變歷來之態(tài)度，我方當以斷然之態(tài)度，敦促東三省當局，特別是要求張作霖熟慮反省，匡正違反條約及其他不法措置”。7月20日，日本內閣又出臺《促進滿蒙問題第一實行案》，內稱，“解決東三省違反條約及其他不法措置乃當前最急之要務……尤其（東三省當局）不顧帝國屢次之抗議，無視條約之權利和利益，繼續(xù)進行海龍吉林間及打虎山通遼間鐵路，暴力阻止設置帽兒山分館等。首先應以強硬態(tài)度敦促支那方面反省。對于東三省當局，需提出我方正當之抗議和要求，觀察其反省之征候”。該案還指示有關部門“緊急部署，實現(xiàn)我方希望之各（鐵路）線”，即采取先斬后奏手段，不計東北當局應允與否，搶先部署鋪設“滿蒙新五路”的各項準備工作。同日，田中首相發(fā)出《關于滿蒙交涉之訓令》，指責東三省當局“違反條約及其他不法措置日甚一日，或者強征各種不法課稅，或者開展違反日支協(xié)定的打通線、海吉線鐵道工程，阻礙我在滿蒙的經(jīng)濟發(fā)展”，《訓令》要求駐外公領館“促進滿蒙問題乃第一要務，首先我方當表明斷然態(tài)度，解決諸個懸案，或者誘之以利，所謂軟硬兼施之政策”?！队柫睢愤€指示“外務、陸軍、關東廳、滿鐵共同秉承政府旨意，嚴重提醒東三省方面，今后在各方面將采取不利于東三省之措置”。

按照田中首相的《訓令》意旨，日本外交、軍部、關東廳、關東軍以及滿鐵等機關紛紛出動，對張作霖等當權者展開逼宮式的“外交談判”。其中，包括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、奉天總領事吉田茂、原張作霖政權軍事顧問本莊繁、駐華武官松井石根、外務省次官出淵勝次、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等人，他們頻頻邀見張作霖、楊宇霆（總參議）、莫德惠（奉天省長）、王正廷（外交總長）等中方大員，軟硬兼施，死纏硬磨，逼迫東北政權應允日方修筑“滿蒙新五路”，以及其他各項權益要求。日方的獅子大開口畢竟觸犯了東北及其執(zhí)政者的權益，加之國內收回國權、抵制日貨的群眾運動方興未艾，張作霖政權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輕易簽字，因此采取敷衍拖延、虛與委蛇策略，所謂的“滿蒙懸案”也就一拖再拖，懸而未決。

1928年4月，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兵進山東，田中內閣以“保護邦人”為借口，出動第六師團5000余兵力侵入濟南，制造了屠殺數(shù)千軍民及外交公署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的濟南慘案。國民革命軍為避免節(jié)外生枝繞道北進，大軍直逼平津，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岌岌可危。是時，正是日本軟硬兼施逼迫張作霖解決“滿蒙懸案”之時。5月16日，日本內閣出臺《關于維持滿洲治安措置案》，指出“戰(zhàn)亂一旦波及京津方面，不論南北軍隊決心阻止其武裝部隊進入滿洲”。5月18日，日本政府閣議又出臺“極秘”級別的《關于解除進入關外南北兩軍武裝的方針》，內中強調，“表面上對南北兩軍絕對公平嚴正，但在實行時由駐地軍司令官酌情考慮”，“有必要保持奉天派的勢力，所以望勿對北軍為難”，“既不表露強制張作霖下野的意圖，也無強烈支援張作霖的意愿，張作霖的進退由北方勢力順其自然維持。”此方針明確表明日本政府并沒有借機除掉張作霖的本意。5月19日，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面謁張作霖呈交日本政府的《維持滿洲治安備忘錄》，并當面勸說張作霖退回關外。同日，日本駐上?？傤I事也將備忘錄呈交國民政府代表王正廷。

但是，關東軍卻強硬主張趁奉軍退回關外之機除掉張作霖，然后趁東北局面混亂出兵占據(jù)東北，徹底解決“滿蒙懸案”問題。外務省知曉關東軍的強硬態(tài)度，特意發(fā)出訓電，指示關東軍“只要北伐軍不追擊至關外，沒有必要解除奉軍武裝”。然而，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根本未把政府政令放在眼中，擅自決定采取非常手段除掉張作霖，并把任務指派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具體運籌和指揮。1928年6月4日，在關東軍精心策劃和華北駐屯軍等方面的協(xié)同下，皇姑屯事件爆發(fā)，張作霖死于非命。

皇姑屯事件后，圍繞事件制造者的責任問題，政軍雙方出現(xiàn)嚴厲處罰與竭力袒護兩種極端對立的意見，田中內閣在處理過程中首鼠兩端，莫衷一是，引起天皇不滿和訓斥，不得不宣布總辭職。然而，田中內閣拋出的“滿蒙第一主義”和“積極滿蒙政策”，畢竟引領朝野上下把關注和覬覦的目光盯向中國東北。??

從田中內閣下野到1932年“五一五事件”，日本經(jīng)歷了濱口、若槻和犬養(yǎng)三屆內閣，正是日本史稱“昭和恐慌”的歷史時期。期間遭遇1929年來勢兇猛的華爾街金融風暴的沖擊，1930年“統(tǒng)帥權獨立”論爭對行政權權威性的挑戰(zhàn)，以及1930年代初始暴力恐怖運動對憲政體制的否定和威脅等。結果，三屆首相中先后有濱口和犬養(yǎng)遭到恐怖襲擊，不僅導致國家行政權運轉失靈、舉步維艱，而且直面經(jīng)濟蕭條、社會動蕩、民生困頓、社會矛盾尖銳等眾多棘手問題。在變幻詭譎、風云際會的世相背景下，三屆內閣繼承田中內閣“積極滿蒙政策”之衣缽，繼續(xù)把維護和擴大“滿蒙特殊權益”作為施策重心，甚至變本加厲，旨在引導舉國上下瞄向中國東北，借以減緩國內各種壓力。于是，“滿蒙生命線論”在“昭和恐慌”的歷史節(jié)點應運而生。1931年1月24日，滿鐵總裁松岡洋右（后外相）在第59次國會上拋出“滿蒙生命線論”，他稱：“滿蒙問題關系到我國的存亡問題，是我國民的生命線，無論在國防上、經(jīng)濟上我都是這么認為的?？紤]滿蒙問題，不僅是那里居住有20萬日本人，也不僅僅是鐵路經(jīng)營，這都不是對滿蒙問題的全盤考慮，而應該認識到滿蒙問題如同我國的生命線一樣”。應該闡明的是，“滿蒙生命線論”絕非是松岡洋右的“獨家法器”，而是“滿蒙第一主義”的升級版，因此出臺后立即獲得朝野內外的一致推崇、贊許和張揚，表明日本舉國上下已將中國東北視同自身的“生命”一般，它派生出來一個歪理就是：不惜一切代價包括行使武力捍衛(wèi)“滿蒙生命線”，竟是為了日本的國家生存，乃至日本國民的生存。結果，困擾日本列島的各種危機風暴打著捍衛(wèi)“生命線”的幌子，席卷到中國東北，預示日本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大幕即將拉開。

結??語

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，中日歷史空間充滿了動蕩與變幻，表現(xiàn)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社會等領域均出現(xiàn)前所未有的危機。華爾街金融風暴沖擊列島，日本經(jīng)濟呈現(xiàn)多米諾骨牌式的崩盤，激進派軍人和右翼社會趁機攻訐憲政體制，煽動“國家改造”，并展開試圖取而代之的恐怖暴力行動，日本社會動蕩，民生凋敝，各類矛盾尖銳復雜。站在這樣的歷史拐點，日本執(zhí)政當局承襲資本主義世界轉嫁危機的故伎，把矛頭指向中國東北。而此時的中國政界也是紛紛擾擾，奉系軍閥接二連三逐鹿中原，終于拼湊雄據(jù)北方的安國軍政府，奉系權勢達到歷史頂峰，卻又迅速跌落，東北最高軍政長官張作霖竟也成為日本陰謀的犧牲品。隨之，中東路事件中蘇交戰(zhàn)，東北軍不堪一擊暴露天下；中原大戰(zhàn)十萬東北軍精銳入關，東北空虛；關東軍又接連尋釁滋事，制造“萬寶山事件”和“中村事件”，猶如火上澆油。關東軍武裝入侵東北箭在弦上。

日俄戰(zhàn)爭以來，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后，日本憑借“大戰(zhàn)景氣”強化對東北的殖民經(jīng)營，在政治、軍事、經(jīng)濟以及外交等領域均形成“君臨東北”的強勢，“日本因素”成為制約東北政治前途、經(jīng)濟發(fā)展、社會秩序甚至民眾福祉的一大“命門”。九一八事變前夕，為擺脫國內困境，日本出臺“積極滿蒙政策”，以解決“滿蒙懸案”為目標，對東北當局展開逼宮式施壓，進而升級為“滿蒙生命線論”，意味著中國東北已被日本置于對外侵略擴張目標的砧板之上，取之食之近在咫尺。

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國內的“統(tǒng)帥權獨立”論爭，以及日見猖獗的“國家改造運動”，促動軍權上位，大正以來日本國家憲政體制遭到挑戰(zhàn)和打擊，國家行政權的權威性大打折扣。這就不難解釋，皇姑屯事件后為什么責任者毫發(fā)未損，為什么“三月事件”及“十月事件”當事者逍遙法外，為什么石原、板垣等人策劃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司令官隨即追認，軍部也強硬支持，日本內閣雖然頒發(fā)“不擴大方針”，卻伙同軍部、國會、財界以及右翼社會一體支持關東軍“自衛(wèi)行動”？解析開來說明，九一八事變的爆發(fā)絕非“關東軍獨走”可以成行，而是事變當時日本國家戰(zhàn)略、外交走向、經(jīng)濟困窘，以及社會矛盾等眾多因素，并趁中國及東北各種變故之隙，綜合張力的必然結果。

中文載于《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》中文刊2021年第1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