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7年前的今天，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發(fā)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區(qū)國際委員會。在中外人士的共同努力下，支撐起南京安全區(qū)的危局。他們有過歡樂，但更多的是痛苦、疲憊、自責。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，但依然不放棄對正義的追求。

外籍人士在南京安全區(qū)國際委員會總部合影，從左至右依次為：齊阿爾、哈茨、拉貝、馬吉、波德希沃洛夫

憤怒

日軍攻占南京后，大肆燒殺淫掠。外籍人士的憤怒、痛苦和自責難以名狀。

發(fā)生在金陵大學的登記事件令外籍人士憤怒至極。許多中國人盡管沒有當過兵，但為了保全性命主動站出來，結果200—300人被日軍帶走殺害。外籍人士對日軍的行為極為憤怒，負責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的貝德士說：“我們對在這幕悲劇中占各種重要地位的日本軍官和士兵，必須笑臉相迎，謙恭有禮，接連許多天，這簡直是一種酷刑?！?/p>

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

他們在憤怒與痛苦之余，對日軍的兇狠狡詐、殘忍暴虐有清醒的認識。拉貝在日記中寫道：“我、斯邁思和米爾斯3人試圖再次將這批人解救下來，但是白費口舌。”馬吉認為日本人比他見到的最壞的土匪還要壞。費奇認為日軍不僅威脅著東方，也可能在某一天威脅西方。

疲倦

在巨大的壓力下同日方周旋、斗爭，外籍人士的精神處于高度緊張狀態(tài)，心力交瘁。

身為南京安全區(qū)國際委員會主席的拉貝身患糖尿病，許多重大問題必須由他親自與日本當局交涉，他經(jīng)常“逢場作戲、笑臉前往”。

拉貝

鼓樓醫(yī)院外科醫(yī)生威爾遜，不知疲倦地做手術，晚上又要驅趕日本兵，他身心疲憊，回到美國后也沒有從緊張的狀態(tài)中解脫出來，依然忍受著病痛和夢魘的折磨。

威爾遜

魏特琳，保護了上萬名婦女兒童，與日本兵的斗爭使她精神受到巨大打擊。她在日記中寫道：“我突然感到?jīng)]有力氣了，這些天的緊張與悲傷使我精力耗盡。”長期緊張的工作使魏特琳身心疲憊，最終在美國自殺。

魏特琳

欣慰

外籍人士的壓抑和悲憤可想而知，但他們也有快樂和欣慰的時候，那就是同事之間的親密合作和難民寄予的高度信任。

盡管條件艱苦，許多人睡在地板上，但同事之間的相互關心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力量。在圣誕節(jié)和元旦，他們忙里偷閑組織了兩次聚會，時間雖短，但其樂融融。正是對難民的愛，使不同背景的人們走到一起，他們緊密合作，共同保護和救濟難民。

難民將20多位外籍人士看成“活菩薩”。在拉貝即將離開南京時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數(shù)千名婦女跪在地上，請求拉貝不要拋下她們。

在拉貝離開南京前舉行的告別茶會

外籍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對難民處處關照。魏特琳經(jīng)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難民一起做禮拜，給小孩送小禮物；拉貝在與難民一起過圣誕節(jié)時扮演圣誕老人，并給每位兒童2角錢。

同甘苦、共患難，讓外籍人士和難民的感情更加深厚。

堅定

在日軍當局的統(tǒng)治下，外籍人士沒有放棄對正義的追求，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揭露南京大屠殺的真相，并看成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
拉貝認為：“對這種殘酷的暴行是不能沉默的”，要在將來“作為目擊證人把這些說出來”。

費奇說：“這些事實我必須公開出來”，“否則我不能心安”。

費奇

馬吉認為：“應該把暴行記下來，這樣這些不可消除的事實能有一天公諸于世”。貝德士在信中寫道：“我們感到以積極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種道德義務”。

貝德士

思念

日軍當局對外籍人士的活動多加限制。在近一個月的時間里，他們被禁止進出南京，他們對家鄉(xiāng)和親人的思念與日俱增。

麥卡倫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說：“我不知道該怎樣把信寄給你。你上封信的日期是11月25日，我頭腦中浮現(xiàn)的情景是，你們一群人在學校里和孩子們在雪中玩耍嬉戲。希望你們一切都很好”。

麥卡倫

當拉貝收到妻兒寄來的信件和食品時激動不已，“所有這些東西都放在我的身邊如此可觀，我覺得我就像一個得到饋贈的士兵一樣，我想我同我們的奧托（注：拉貝的兒子）一樣興高采烈”。

感恩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所做的一切，南京從未忘記！